由祁门而江西,又由江西而南安而湖广,沿途三千余里,其不识公之面而知公之心者,三千余里皆然也。
那么,胡塞尔的"实事"是不是就是实事本身了呢?或者说此"实事"还能否往前、往更深、往更原初处推进?"实事"除了向分别性的意识呈现外还有别的呈现方式吗?现象学和存在论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以现象学能否通达存在?这些问题是佛家唯识学可以对胡塞尔现象学的发问,其实也是海德格尔对胡塞尔的发问。而胡塞尔考察的图像意识,唯识学则鲜有涉及。
前者主要以文艺性的体验来赞美、转述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学着他以诗化的语言来捕捉存在,到最后说来说去只剩下一些漂亮的句子,存在早已被肢解地无影无踪。(《大乘百法明门论解》) 第一,心王不生起,心所定不生起。(6)种子变见分和相分,也就是种子变现行,这是唯识学中极精彩的部分。而胡塞尔现象学则回避存在论,坚守在认识论领域耕耘。但有趣的是,近代以来的学人理所当然地将唯识学视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
如果从唯识观的角度看,海德格尔的"思"应该接着胡塞尔的"直观"往前推进,这刚好对应于第五重遣相证性观。第八识和有漏种子在唯识学中的地位和功能相当于内时间意识和单子在胡塞尔现象学中的地位和功能。为什么我们对中国古代哲学和西方古代哲学会有如此不同的态度? 这种对待中西古代哲学的不同态度,其实是现代性思维所致。
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这说明哲学是可以超越产生它的时代,而成为其他时代的同时代者。但现代性的危机只构成现代性批判的动力,却并不能像某个经验事实构成对有关此事实的错误陈述的简单否定那样,构成符合论意义上的现代性真理与否的标准。[4]奥斯勒,2012年:《重构世界:从中世纪到近代早期欧洲的自然、上帝和人类认识》,张卜天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时代不同了与世界不同了几乎是同样的意思。不仅如此,正如詹姆逊所言:现代性不是一个概念……它是一种叙事类型。
主体性原则不但使理性本身,还使‘整个生活关系的系统陷于分裂状态。(阿多,第4页)而哲学论辩源于一种生活选择和生存抉择——而不是相反。所以能处理性者,非道而何?(邵雍,第9页)中国哲学讨论任何问题都以道为基本预设。最后,哲学再也不能根据价值的多寡把不同生活方式多样出现的总体性加以等级化。
因为在西方,现代化主要指社会发展,而在中国,现代化不仅仅指社会发展,也指用西方文化(主要是近代西方文化)改造传统文化,认为这为社会发展所必须。但这些术语并非简单的名词,而是蕴含着一些重大的理论预设。(Hegel,S.493)在现代,宗教生活、国家和社会,以及科学、道德和艺术,都同样体现了主体性原则。(《中庸》)故心不可以不知道(《荀子·解蔽》)。
新的现代化的中国哲学,只能是用近代逻辑学的成就,分析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概念,使那些似乎是含混不清的概念明确起来。延续一个多世纪、且愈演愈烈的哲学危机,实际根源于此。
然而,这样的世界图像在今天似乎已不复存在,不复存在的原因并不在于它是错的,而在于它被另一种世界图像所取代,这就是现代性的世界图像。但值得指出的是,这两种世界图像的不同,不是正确与错误之不同,而是对世界的理解之不同。
所以谓之命者,处理性者也。所以谓之理者,物之理也。哲学日益退化为纯粹的学术工业和学院的一个可有可无的学科。而前一种用法则秉承了古代逻各斯概念的遗意——具有目的论意味的宇宙与历史的过程及其内在的合理性,一切事物只有在此过程中才有可能并得到最终的理解与解释。今天的学院哲学不再以此为目标,那是为什么?如果哲学与时代相关的话,它不应该首先与人的存在和存在方式相关,和人的生活与命运相关吗?康德告诉我们,古代哲学家把人的使命与实现此使命的手段视为他们科学研究(即哲学)的主要对象,直到近代,它们一直是哲学家的真实理念。规训的结果,是将现代性的话语及其规范系统当作超越时空的普遍性话语,以此来看待和评判古代的一切,包括哲学。
所以它从来不会脱离现实生活的问题去探讨抽象的理性和知识。对于中国哲学家来说,思考不是旁观或静观,而是改变,首先改变思考者自己,从而改变世界。
除了从理论活动的角度对哲学的定义外,西方哲学家也有将哲学定义为一种人类基本的生活方式的,其最近的代表就是法国哲学家阿多,他指出:哲学尤其是一种生活方式,是那种与哲学论辩紧密相联的生活方式。用中国哲学的话讲,就是要知道、明道、体道:夫圣人六经,浑然无迹如天道焉。
到了近代,哲学日益成为纯粹理论,近现代西方哲学的两个转向——认识论转向和语言学转向,使得哲学越来越远离现实生活而成为纯粹的理论活动。如果康德说的世界哲学还为当代世界所必需,那么从来就是世界哲学的中国传统哲学,就不仅仅是过去了的事物和学者研究的主题,而应该属于当代世界,与当代世界有着直接的相关性,中国古代的伟大哲学家,与西方哲学史上的伟大哲学家一样,是我们的同时代人。
[2]阿多,2012年:《古代哲学的智慧》,张宪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因此,我们谈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必须在方法上寻找现代的了解方式、表达方式,并与我们的体验相结合。总之,古代世界观和生活的那种统一的整体性完全消失了。(冯友兰,1986年,第225页) 基于此一认识,冯氏率先提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
与此同时,人类的思想和学术也道术为天下裂,不复统一性和整体性。由于中国人向来重视文化,所以从一开始,中国人就极为重视思想文化的现代化,即用西方文化来改造传统中国文化。
这是万物失其自身秩序、被人的主观意志改变的世界。现代中国哲学、尤其是现代中国的学院哲学,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西化了,从范式上说,它更接近西方哲学,而不是中国传统哲学。
(同上)此话表面看似乎很有道理,有与无、一与多的关系,有何时代性?然而,这些问题总是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中提出与讨论,有着深刻的时代指向。范,法也),是因为其中每一畴基本都是列举世界某一类事物(事务)最重要而基本的环节或因素。
在后一种用法中,理性指与分析性的知性相区别的将事物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的主观能力。但在现代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几乎没有人觉得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匪夷所思。这是一个破碎、分裂、冲突、对立的世界图像。只有这个综合体才使得我们得以识别某些特定的历史情况。
他们主要是根据外在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与结构来理解文化。如果时代像物理时间那样,在质上是一样的,讨论哲学与时代的问题就无必要。
但它与时代的关系不是A=A式的简单同一,而是有差异的同一。而这些创制、观念、行为模式和价值体系是史无前例的。
由是,哲学学派尤其与某种生活方式的选择和生存抉择相一致,它要求个人生活风格的完全改变,一个人整个存在的改变,最后是对以某种方式存在和生活的渴望。但西方哲学的这种现状恰恰也反映了这个时代的问题:实质意义的缺失。